我来揭“学术打假者”的皮——走出学术腐败批判的误区

 近一段时期以来，围绕北大博导王铭铭抄袭事件，学术界掀起了又一轮学术腐败批判和学术打假的浪潮。各大新闻媒体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次制造轰动新闻的“绝好时机”，纷纷大加炒作，推波助澜，一些“学术打假英雄”于是成了各大媒体的宠儿。一时间，反对学术腐败，遵守学术规范似乎已成学界共识，学术腐败分子也似乎成为过街老鼠。

     然而，非也！绝大多数学术腐败分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行其道。只要稍微深入分析当前的学术环境，便知此言凿凿。君不见，伴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学术界早已告别了“手工生产”的时代，而进入“批量生产”的“后工业时代”。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学术界为职称奔忙”的口号指引下，学者们纷纷批量生产着一本又一本“专著”，今年你出一本“专著”，明年我就要出两本、四本……如此这般，两三年便会“著作等身”，教授、博导当然也就垂手可得。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据说一个聪明的年轻学者进入学术界一年便可出两三本“专著”，两三年即可成为“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如果活动能力强还可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票子、房子甚至是汽车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无怪乎，现在许多人都要削尖了脑袋往学术界钻：后勤管理人员竟然当教授，校党委宣传部长也要当博导，校长当然更应当有学问了，起码也得是一个“名导”吧！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学术专著”虽然不一定是“克隆”而来，但却属甚至连自己都懒得读的文字垃圾，请人捉刀代笔者也是屡见不鲜。这些难道不是学术腐败？笔者在出版社工作了两三年，就经常遇到一些毫无学术创见，甚至连句子都狗屁不通乃至请人捉刀代笔之稿件。然而我们的“学术打假英雄”却在有意无意中将这些文字垃圾制造者看做是遵守学术规范的“楷模”，而将矛头集中指向了少数不懂或不愿遵守“学术规范”的抄袭者（抄袭者仅仅属于学术腐败中极少的一小部分），于是王铭铭便成为了不幸中之大不幸之人。其实，据笔者所了解，王铭铭的学识水平比某些“学术打假英雄”要高不知几十倍（当然这不能成为王铭铭抄袭的理由），这一点单从王铭铭翻译或组织翻译的一系列西方社会学理论著作便知。然而为何有如此学术水平的王铭铭却成为“学术打假”的靶子呢？其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他违背了学术规范之大忌——抄袭。那些最主要也是最大多数的学术腐败分子——文字垃圾制造者却因为遵守了“学术规范”而在学术界岿然不动。究其原因，这些“学术打假者”在将目标指向抄袭分子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间认同了现行的学术规范——这套规范的主要内容就是注释规范、不抄袭。这样就在客观上纵容了最大多数的学术腐败分子，维护了学术腐败的真正元凶——现行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这就是学术打假者身上的皮。笔者小时侯曾听过一个笑话：某人身体不适，经检查患有某严重疾病，大夫却说病人不适的最主要原因是其脸上的粉刺，于是在粉刺上大显身手，结果粉刺是治好了，但病人却一命呜呼。现在的某些“学术打假者”不就是故事中的庸医吗？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我们只有将矛头指向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了。如前所述，当前学术环境堪忧，学术界鱼龙混杂，职称评定中的量化标准逼得一些学者拼命地制造文字垃圾，少数不顾及脸面者便干脆就使用起了现代“克隆”技术——电脑剪贴。另外，受“学术为现实服务”、“学术为政治服务”之类口号和理念的影响，一些聪明者便“卖于帝王家”，甘心为现行政策做“注释”。还有些人，深谙市场经济之道，干脆先下海，捞足了钱再沽名钓誉——请人代写论著或买个硕士、博士的学位甚至名誉教授。有些掌权者更是将“权能生钱”的“公式”进行了换算，做起了权—钱—“学问”的交易，摇身一变成了硕士、博士、教授。学术一旦丧失独立性，走进“为……服务”的误区或沦为金钱的附庸，学术腐败便如波涛汹涌一般，势不可挡了。

     现行的教育体制更是在不停地孕育着下一代学术腐败分子。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复杂原因，现行的教育体制仍很僵化，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亟须改革。许多中小学教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或升学率，拼命地把学生改造成学习的机器，有的语文教师竟然在考试前让学生背作文，如果考试作文与所背作文相同或相似，学生便可将所背作文直接“COPY”或稍加改造变成自己的东西。谁敢保证这些习惯了“COPY”或改造的学生将来进入学术界不会故伎重演，成为一个个新生代的学术腐败分子。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知识和经验贬值几成共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园丁们不去教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一味向学生填鸭式地灌输，将来这些被园丁辛勤培养起来的缺乏创新的学生进入学术界，学术将如何发展？

     我们的“学术打假者”往往习惯于找最容易打的靶子做目标，我们的媒体往往喜欢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学术打假英雄”，却惟独很少有人去直面最根本的问题，直面现行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

     愿更多的人真正关心中国的学术界，愿学者和媒体走出学术腐败批判的误区。如此则学界幸矣！中国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