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大退步——从政府与社会的角度分析

张献忠

有人认为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不理朝政，而且吏治腐败，党争不断，据此否认明中后期的进步性，进而论证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进步。这是传统的君主专制思想在作怪。评论一个朝代或历史时期进步与否，不能仅仅考察皇帝是否勤于政事，吏治是否清廉，更重要的是要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要看社会的发展程度。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几乎都是政府统治一切，是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甚至可以说是无社会，权力支配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皇帝大有作为，官吏尽职尽责，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在权力的压制下，社会的发展却极其缓慢甚至是停滞，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结构，我想与这种强政府有关，这种稳定实际上是一潭死水式的稳定。另外，由于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有时即使政府的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是经常与愿望背道而驰。记得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体是：在中国，政府就像一个钩子，老百姓就像一块豆腐，钩子可能是好心好意要帮豆腐，但结果却使豆腐稀巴滥。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形态下，几乎没有任何与权力相抗衡的力量。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二是权力的本性是追求一致，由此产生了“大一统” 思想（“一统”是用“一”来统领、支配一切，和“统一”不同，我赞成“统一”，但反对“大一统”），要求所有的臣民用一个脑袋思考，一个嘴巴说话，不容许有任何异己的思想和声音，权力支配下的任何政策也都变成了僵化的一刀切，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
　　中国历史发展至明中后期特别是明末，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是皇帝怠政加剧了政治腐败。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比较有个性，而且长期不理朝政，这一点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如嘉靖帝崇奉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整日幽居深宫，与方士一起炼丹，曾二十年不见朝臣。万历皇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实际掌权三十五年，其中有二十五年是闷在深宫，不见朝臣，不批奏章，长期怠政，以致于造成了“官曹空虚”，很多部门长官或其他主官员要退休了而不补缺，到万历三十六年，仅中央六部尚书编制六人、侍郎编制十二人中，就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全国行政机构几乎陷入瘫痪。明熹宗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他不仅不理朝政，还经常躲在深宫里干他钟爱的木匠活。皇帝的怠政虽然加剧了政治的腐败，但客观上却使专制统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
　　由于皇帝的不作为，加之党争不断，客观上使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为社会力量的兴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传统的观点认为明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空前强化时期，实际的情形是由于上述情形，明中后期君主专制制度有所松动。先是皇权在实际的政治事件和运做中削弱，嘉靖年间，海瑞上疏骂嘉靖皇帝，批评他崇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但嘉靖皇帝并没有杀海瑞，这在清朝是难以想象的。万历年间，明神宗欲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皇太子，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对，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明神宗帝被迫妥协，这时候皇权已经受到很大制衡。不仅如此，明后期，与政府相对应的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虽然仍然是强政府弱社会，但是社会的力量明显地趋于增强，突出的表现是结社和集会十分盛行，既有商人和普通市民、城镇手工业者的结社，又有文人结社。这里着重说文社。至天启、崇祯年间，各种文社多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其中著名的文社有燕台社、应社、几社、豫章社、端社、读书社、匡社、毫社、鉴湖社等，崇祯二年，张溥等人联合全国各地的文社，成立了复社。复社成员多达22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很多文社不仅进行各种文学活动，而且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具有操控舆论的力量。
　　晚明民间舆论的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很大，明神宗之所以放弃朱常洵的想法以及撤回矿监税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迫于舆论的压力。皇帝尚且受民间舆论的影响，各级官员特别是内阁首辅更是特别重视民间舆论，一旦遭到舆论攻击，首辅往往要向皇帝“引咎辞职”。 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薛国观就是迫于复社的舆论压力被免职和赐死的。在万历年间，东林党就以舆论的力量发挥着在野党的作用，继东林党之后，崇祯年间，具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俨然成为了“在野党”，日本著名的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说：“他们（指复社）以全国性的力量为背景，虽说在野但是却发挥了如影子内阁般的巨大政治力量。”小野和子的这一说法一点也不为过，我在研究明代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时就发现明末的文社借选编和评点时文来影响当时的科举命题和阅卷录取工作，甚至操纵“选政”，体现在科举类图书上就是很多民间包括文社的八股文选本，其权威性已经超过了程墨。时人曾异撰就曾坦言自己“平生不喜读墨义”，并对人说：“昔之程墨掩时义，今之时义敢于侮程墨。”陈弘绪也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士人“不以一日进取之牍为准，而以诸君子丹铅之业，晨哦夕诵，选者之权遂足以夺主司之势”，“诸君子丹铅之业”就是指张溥、艾南英、周钟、杨廷枢等著名时文选家的选本，他们几个都是复社的核心成员。徐世溥也指出明末“文章之权始在下”。复社领袖张溥等选遍的八股文范本就受到书坊和士子的青睐，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时考官在阅卷时也不得不屈从他们的标准。他们操控“选政”的例子很多,例如复社就通过评选时文左右当时的舆论，使其很多成员得以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不仅如此，据说张溥还能决定考生的等级，“春秋两闱，天子徒然分遣座主，而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指张溥——引者注）已编定无遗人矣”。张溥的名声因此享誉全国，以致“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 “一时奔竞者多归之，门生有七千人焉”。文社能够操纵选政说明当时文社和舆论在政治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与政治权力对应的社会力量的增强。
　　明代社会舆论的作用还体现在坊刻的出版物中，明代的出版虽然还没有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但目标读者群已经从“精英”转向了“大众”，其舆论作用及影响也日益增强。如崇祯年间，魏忠贤死后仅半年左右的时间，书坊就刊刻了《警世阴阳梦》、《峥霄馆评定新镌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新镌魏监磨忠记》等图书。出版的大众化本身就是社会力量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末的集会也特别多，不但有各种社团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还有各种群众自发的反抗政府的机会。各种文社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集会，其中复社还组织了四次全国性的大规模集会，第三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参加者达数千人。群众自发的集会最典型的要属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市民自发的反对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集会，参加者达数万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市民的力量。
　　明代中后期民间的讲学更是特别发达，各种形式的书院和讲会特别多，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发展就与此有关，明代民间的讲学无论从内容还是组织形式上都是非常自由的，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纵观明中后期的历史，虽然政府日益腐败，但社会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种活力是瓦解旧思想、旧制度新的新生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评价明朝应当正视这一点，我认为毛佩琦先生的一句话很有见地：“要把明朝灭亡和明朝社会的进步这两个问题分开。明朝可以灭亡，但社会要进步。”我认为，明朝皇帝的不作为和党争（这一点实际上与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发达亦有关联）恰恰为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提供了空间。但是，清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极端残酷的高压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结社和集会，自由讲学更是不可能的了，清朝统治者又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程朱理学的金箍咒，把知识分子驯化成了奴才或只知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清朝不仅是强政府，而且是铁板一块，社会完全被窒息了。中国由此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倒退。